小时候穷人家伙食不好，桌上的菜非常简单，一般是一个草菜，一个“咸”，只有“配饭”功能，从不讲究营养搭配。炒菜也舍不得多放油，鱼肉更是少见。漳州人习惯中午干饭，早晚稀饭，“透早顿”（早餐），通常吃“泔糜”（稀饭）配“咸豆粒”（豆豉）、“咸瓜儿”（酱瓜），如有“油食粿”（油条）蘸酱清（酱油），绝对就是享受！其实油条也才两分钱，但往往还要与家里其他小孩“对半分”，小女孩甚至纵向再撕成两个细长条慢慢品尝。天天盼着过年，因为再穷的人家也要“挨”（磨）米做年糕，闽南话叫炊粿，有甜粿、咸粿、豆包粿、发粿、龟粿等等。家家户户都在烰“肉炙儿”（炸肉丸），一年只有“新正时”才能吃个痛快。
三年困难时期，全民挨饿，记忆不忘。我的感受是1960年、1961年最饿！记得当时城市居民粮食定量并没明显减少，大人每月仍有24斤，小孩子也有十几斤，但感觉就是饿，最后一节课最难受。严重的卡路里缺乏，肚子总是填不饱。肉食蛋白营养几乎没有，“泔糜”只见“泔”不见“糜”，偶尔会吃一次“粒饭”（米饭），家里就会出现如何等分的几何难题。家里煮粒饭是用一个老古董级的铸铝平底锅，相比现在的冲压铝锅形状，直径偏大，锅体偏矮，每次下锅的米量肯定远小于大家肚皮的需求。家里有8口人；二老，三姐，四姐及四个在校的弟妹。四姐在市郊浦南中学教书，只有周末回家，三姐在部队子弟小学（现址一职校）上课，回家吃饭。家里备有一把竹刀，专司干饭的等分工程。遇到8人全在家，圆的8等分，谁来操刀都会迎刃而解，难的是平常四姐不在家时，如何公平的七等分。先二等分，再四等分，还是不能达到七等分的结果。这就要靠老妈亲自操刀，先目测出圆心位置，切下一条半径，估计出51度的圆心夹角依次切出第二刀，第三刀，直到切成七个扇形。我任性调皮，往往先挑选最大的一个扇形享用，最小的那块就是老妈吃了。父亲每周六早上禁食祷告，米量不减，我们几个小孩就多吃了，是每周上课不会饿肚子的一天。
粮店强制搭配供应番薯，比率为1:6，一斤大米的定量买6斤番薯，小孩子觉得还是番薯更充实，香甜又无需配菜，但整餐都吃番薯就会消化不良，常排出不好的气体污染旁人。现在才知道这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，也属温室气体。粮店供应的番薯块头大，经常有“臭香”（内部黑洞，有臭味），煮前要小心挖掉，挖多了舍不得，挖少了，整锅的番薯糜就不好吃了。后来米薯比率改为1:8，就像现在的汇率变动。粮店有时供应晒干的“番薯签”，比率没记住，没有新鲜番薯好吃。肚子饿时，常常放学绕远路到大同大队挖过的番薯园捡番薯屑（未挖走的小个番薯，读se），有时在番薯畦沟里还会挖到不定根长出的比小指还小的番薯，直接生吃或在地里生火烤着吃。
为了解饿，政府提倡瓜菜代，家里也常买来高丽菜来充饥，将菜切好放锅里煮，注意不是炒哦，因为不放油的，釆用猪食的烹调方式。煮后菜叶泛红泛黄，一人盛一碗，吃完开心上床睡觉。偶尔老爸也会带我们到北京路市仔头名叫梨园的戏园（后来为第三塑料厂）对面饮食店排队吃点心，吃的也是高丽菜，只不过必竟是厨师烹饪，放了油和调料，可称佳肴！
家里后门外的旷地也开荒种了菜，挖地时要拣出砖头瓦片，整出菜畦，种上茄子，蕹菜（空心菜），芥菜，砖坪顶长满金瓜藤叶，金瓜（南瓜）花有公母之分，雌花被蜂虫传粉后子房逐渐膨大，长成大大的金瓜，会压坏屋顶的瓦片。父亲到西洋坪机砖厂（现铝制罐厂）劳动，也在厂里荒地种上番薯，完全的红壞生地，似乎沒半点腐殖质，也没下肥，居然也能丰收。其实就南方而言，旱涝只是一时，及时补种上作物，一两月就可收成，造成大家挨饿太不应该了。
记得1960年，我读小学四年级，妹妹一年级，六一节无限关怀，学校供应每人一两猪肉，记得放学后兄妹两人各自将猪肉带回家。家里的习俗，不吃猪肉，禀报母亲后，紧急处理，切成小块，放小锅煮，两小孩一人一小碗。第一回“大剂量”吃猪肉，绝顶享受！商品奇缺，只有凭票供应，街道发各种副食品票据，有的已注明是白糖票，香烟票，有的只标明期数，供应时才指定第几期买什么商品。家人不抽烟，烟票沒用，父亲发挥一技之长，将票面上代表第几期的数字用锋利的刻印刀刮掉，依样描上更改的期数，到百货大楼边食杂公司买白糖，没被识破。可惜了这一技之长用在了这小窍门上。其实，大可通过等价物交换的原理流通换得糖票而不必铤而走险啊。食品店食品大多要票，糖果饼干等都要，有一天发现沙茶粉不用票，每小包3分5分，嘴馋年代，上学时买得一包，沿路吃，满好吃的，成了变样零食。只是第二天大便会出现后遗症，辣辣的感觉。61年仍饿见红糖拌灰夯墓室真想抓一把吃。
上了中学，个子还很小，1965年初中毕业合影，我只能站在男生那排的边上，没想若干年后同学见面，都说最大的变化是我长高了，原来是饥饿年代我差点“结丁”，好在后来居上，成了1米76的高个子。上山下乡时，劳动繁重，饭量大增，农忙每顿可以吃掉一斤大米的干饭，仍然是苗条瘦个，总不长肉。有一次在晒谷场用大称称出110斤，高兴了一阵，不久又缩水，那时没有谁会去操心减肥。
漳州三中1965年毕业照，后右5为笔者